孟子正義論

孟子提出的“仁政”，其實就是他所設(shè)計的一套制度規(guī)范：“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guī)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假如沒有這種“規(guī)矩”，就會“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上無禮，下無學，賤民興，喪無日矣!”所以，“圣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guī)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均見《離婁上》)

孟子與農(nóng)家的那場著名辯論，其實質(zhì)是主張有社會分工的制度與主張無社會分工的制度之間的辯論。孟子認為社會分工乃是一種普世的制度設(shè)計，這種制度總是正義的，故稱之為“通義”：

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蛳啾遁?，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滕文公上》)

這里的“物之不齊”，讓人想到莊子的相反觀念“齊物”(《莊子·齊物論》[7])。其實在孟子、儒家思想中，也存在著可以對應(yīng)于莊子“齊物”的觀念，就是“一體之仁”、“一視同仁”，亦即儒家仁愛觀念當中的與“差等”相補充的“平等”觀念(這兩方面才能構(gòu)成完整的儒家“仁愛”觀念)，但那是在本源性的仁愛情感的層級上來講的;而在形而下的禮制的層級上，社會秩序所需要的恰恰是“有別”，亦即所謂“樂合同，禮別異”(《荀子·樂論》[8])，“別異”的一個基本方面就是社會分工，故稱之為“通義”(普遍正義)。此“義”正是由“仁”到“禮”的轉(zhuǎn)樞。

更進一步分析，孟子、乃至整個儒家所說的“義”有兩層不同的意義：一是對行為性質(zhì)的價值判定，是說一種行為符合某種現(xiàn)存既有的制度規(guī)范;二是對這種制度規(guī)范本身的價值判定，是說這種制度規(guī)范本身是正當而適宜的。正義論所要著重研究的是后者，因為后者是更根本的問題：一種符合某種制度規(guī)范的行為之所以被判定為正義的，根本是因為這種制度規(guī)范本身被判定為正義的;否則，一種行為即便符合制度規(guī)范，也未必是正義的行為。通俗地說，人要遵紀守法，前提是這種法紀本身是正義的。實際上，制度規(guī)范本身也是一種行為的結(jié)果，因為制度規(guī)范的建構(gòu)活動本身是一種行為;判定這種行為的正義與否，根本上當然不是現(xiàn)行既有的制度規(guī)范，而是正義原則。所以，孟子認為，行為的根本依據(jù)不是禮制，而是正義：“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御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萬章上》)這就是說，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萬章下》)正義論的宗旨，也就是探究如何建構(gòu)一種正義的制度規(guī)范。

為此，我們來看一則故事：齊王召見孟子，孟子稱病不見;景子不以為然，認為孟子違禮。于是就有下面一段對話：

景子曰：“……《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虒⒊玻勍趺觳还?，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孟子)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公孫丑下》)

景子引證《禮》所規(guī)定的行為規(guī)范“君命召不俟駕”，據(jù)此指責孟子違“禮”，而孟子則以“仁”與“義”對之。這就是說，在孟子看來，“君命召不俟駕”的禮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不義的，所以不必遵行。故孟子說：“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離婁下》)所謂“非禮之禮”是說它固然是一種禮，但它不是正當適宜的、而是“非義”的禮。

對于不正義的制度規(guī)范，孟子要求盡快去除之，例如：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guān)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唬骸垞p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后已?！缰浞橇x，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滕文公下》)

這就是孟子認定的“禮”與“義”之間的關(guān)系：禮必須合乎義;義是直接指向禮、而作為禮之根據(jù)的價值原則。孟子認為，以這種正義原則為價值根據(jù)，制度規(guī)范是可以、甚至是必須加以因時因地的改變的。這其實也就是孔子提出的禮有“損益”(《論語·為政》)思想的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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