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與擔當：中國特色新聞學的使命
作 者：陳昌鳳 虞鑫 來 源：青年記者發(fā)表日期：2018-05-07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提出與發(fā)展，各個學科領域都開始建構中國特色。特別是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并列舉了11個學科，其中就包括“新聞學”。當中國特色新聞學成為一個學科熱詞、建設熱點的時候，我們看到遍地開花的研究里，還有些基本問題需要廓清。我們認為中國特色新聞學是一個廣義的學科指稱，它有著其學科的基本架構，是一個體系；它是具有歷史傳承性與明確的傳統(tǒng)方向的；它植根于中國的新聞實踐，又指導實踐的發(fā)展方向；它是有時間和空間緯度的，是當代中國的土壤里成長起來的。
中國特色新聞學是一個體系
狹義的新聞學是指新聞學科中新聞理論的層面，而廣義的新聞學不只是作為一個理論領域的指稱，它是一個更廣闊的學科體系。這個體系包括理論新聞學、歷史新聞學、實務新聞學、管理新聞學等不同的方面。理論新聞學主要是解決新聞的基本概念、性質、特征、原理、社會環(huán)境、價值判斷、法制、倫理、功能等方面的問題，核心的是起源、性質、價值觀層面的哲學問題；歷史新聞學是通過對新聞業(yè)的歷史演變的剖析，從歷史上的媒體、人物、事件、現(xiàn)象、歷史語境和思想中尋求變遷的原因和結果，解決新聞業(yè)發(fā)生、發(fā)展、變革的規(guī)律問題；實務新聞學是研究新聞從采集、寫作、編輯、評論，錄攝、播出、制作到傳播的實踐過程及其蘊含的規(guī)律；管理新聞學是對新聞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管理規(guī)律的探索。這個體系中的各個部分，是互相關聯(lián)、彼此相融的，它們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中國特色的新聞學，應該包括了從理論到歷史、從實務到經(jīng)營管理的各個面向的內容，這樣才能構建出豐富而立體的學科體系。
在這個體系中，理論新聞學是靈魂，新聞思想是核心。資產(chǎn)階級革命時期，中國對于新聞內涵、特點，對于報業(yè)性質、功能的認識已經(jīng)有了提高，但中國最早的新聞學認識、理論，主要是引進、借鑒自西方。最早介紹西方報紙知識到中國的是外國傳教士，他們在中國近代最早的報刊比如《東西洋考每月統(tǒng)記傳》上寫有專文介紹報紙。到19世紀70年代，我國改良主義思想家對利用報刊推動社會改革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發(fā)表了一批倡導辦報的文章。傳教士和改良主義思想家的文章，大多局限于介紹外國報紙的出版簡況、鼓吹報紙的社會作用，內容相當狹窄，也缺少系統(tǒng)性，還不能說是“新聞學”。早期中國新聞教育的參考文獻，多半是直接使用外文的著作，如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指定的參考書，是Harrington和Trankenbery所著的Essentials in Journalism（《新聞學要義》）、Given所著的The Making of a Newspaper（《報紙制作》）。①
而當年中國非常推崇的新聞學的理論著作，其實一開始就是涉及整個大體系的。190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第一本新聞學著作——日本松本君平的《新聞學》漢譯本，第一次為人們提供了比較系統(tǒng)的新聞學知識，新聞學領域就此打開，標志著西方新聞學在我國的傳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②書中的新聞學理念并不是在日本本土產(chǎn)生的，而是表現(xiàn)了美國式的研究潮流，是在美國流派的影響下寫成的。松本君平是從美國獲得文學博士的，在美國留學期間他對美國迅速發(fā)展的新聞事業(yè)和正在興起的新聞教育、新聞學研究產(chǎn)生了深厚的興趣，于是對美國新聞事業(yè)的現(xiàn)狀作了大量的調查，而且到歐洲對許多報館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回日本后開設新聞學課程，于1899年在日本出版《新聞學》。③值得一提的是，松本君平這部被當作新聞理論經(jīng)典文獻的《新聞學》，是包括理論體系之外的內容的：《新聞學》用很多篇幅敘述了報館各機構的職能以及新聞從業(yè)人員在報業(yè)管理、采訪、寫作、編輯等方面的工作，同時也介紹了歐美一些主要國家新聞事業(yè)的現(xiàn)狀。在理論方面，它只是顯示出某種程度的關注傾向。它很快受到中國新聞界的重視，無論是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還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都一再引用書中的一些觀點來闡述自己的辦報思想。梁啟超和徐寶璜在寫作新聞學論著時，都曾摘引過其中的內容。④
1913年引進的另一部新聞學著作——美國新聞記者休曼（E.L.Shumon）著的《實用新聞學》（Practical Journalism: A Complete Manual of the Best Newspapers Methods），是一本以采訪為主體兼及美國新聞事業(yè)發(fā)展歷史、報業(yè)管理、投稿術、新聞法、廣告等內容的新聞學著作。書中闡釋了報紙的基本功能，闡釋采訪、寫作、評論等業(yè)務手段，比如倒金字塔結構。還分兩章專門論述廣告的制作與刊登，可見當時美國報紙與廣告的聯(lián)系。書中還介紹了誹謗法、新聞自由等問題。這兩部早期引進的新聞學著作，都是新聞學教材，基本理念是美國的。它們從一開始是把理論性、實務性、管理與歷史放在一個框架里論述的。盡管有理論尚未完全形成獨立體系的一面，但也說明這些子系統(tǒng)之間一直難以分割。
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國人寫的新聞學專著，是徐寶璜的《新聞學》，這是在徐寶璜1918年9月于北京大學開設中國最早的新聞學課程《新聞學大意》的基礎上完成的，⑤北大出版部以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的名義于1919年12月1日出版。徐寶璜1912年官費留學美國密歇根大學攻讀經(jīng)濟學期間，輔修了新聞學。⑥這部《新聞學》也一直被當作中國第一部新聞理論著作，但其內容也是歷史、理論、實務、管理不分家的。
隨著新聞學的完善與精深化，它被分成了歷史、理論、實務、管理等方面。要構建一個中國特色的新聞學，這些方面都是其中應有的內容。
傳承歷史的家國情懷
一個成熟完善的學科，從來都不是時空斷裂的，它是一個歷史傳承。中國特色的新聞學已經(jīng)、應當傳承什么樣的歷史傳統(tǒng)？通過對中國新聞發(fā)展歷史的考察，我們可以總結出：家國情懷、社會擔當，是中國有理想的新聞媒體、新聞工作者所堅守的文化傳統(tǒng)。
中國近代以來的辦報實踐中，充分體現(xiàn)出知識分子以報刊論政報國的共同特征。⑦中國近代最早的報人，如王韜、梁啟超、譚嗣同等，認為報紙可以“通上下”“通內外”“通風氣”，改良政治、改造社會。梁啟超提出報紙應該對社會有所裨益，“監(jiān)督政府”“向導國民”。家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是他們從事報刊活動的驅動力。新聞業(yè)被近代有志報人看作國家和社會整合的重要工具，起到的主要就是“去塞求通”“耳目喉舌”的作用，但無論如何最終目的都是“有益于國事”，比如梁啟超的《論報館有益于國事》⑧，此后如《大公報》的張季鸞、胡政之、王蕓生等文人論政傳統(tǒng)，都滿懷家國情懷。無論是將新聞業(yè)的功能定位為社會整合、革命動員還是政府監(jiān)督的新聞業(yè)，也無論辦報主體是維新派士大夫、革命派知識分子還是民營報人，中國近代新聞業(yè)的主線都離不開“國家”這一核心概念。在中國的“國家”建構過程中，由于近代中國在外國侵略之下領土的支離破碎和“救亡圖存”的思想，“國家”成為無數(shù)人不惜生命追求的目標——人民期待一個強大的國家和政府能夠領導全國人民實現(xiàn)“主權獨立，國強民富”。⑨1902年，梁啟超首提“中華民族”這一概念，⑩完成了從“自在的民族”到“自覺的民族”的轉變，正所謂“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fā)現(xiàn)與確立”?？梢哉f，中國“通過建設國家來構建民族”的獨特歷史過程，使得“國家”及其所附帶的“主權”“獨立”等要素，構成了近代以來中國新聞業(yè)的核心觀念。
中國特色新聞學是在中國新聞業(yè)傳統(tǒng)基礎上，經(jīng)過共產(chǎn)黨的新聞實踐，并借鑒蘇聯(lián)傳統(tǒng)，經(jīng)過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鄧小平以及當代幾代領導人的發(fā)展而逐漸形成的。它不是斷裂于歷史傳統(tǒng)之外的，而是對歷史的繼承、發(fā)展、創(chuàng)新的成果。
植根于新聞實踐
作為應用性學科，新聞學是時刻與實踐保持著緊密的聯(lián)系的。新聞實踐中提出的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新聞探索的“三貼近”“走轉改”等新型模式，都是從現(xiàn)有的新聞實踐出發(fā)提煉總結出來的。有研究表明：中國主流媒體的記者在新聞實踐中，繼承文人家國情懷，站在社會責任的立場上，在工作中思考新聞獨立的問題、探索輿論監(jiān)督的尺度，堅持蹲點調查的深入采訪、獲得各種新鮮真實的素材，通過公開報道或者內參制度，進行信息發(fā)布；他們響應號召，做好典型報道，也在新時期對其進行反思和修正，形成了中國新聞人實踐的特色。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柳斌杰院長提出：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新聞實踐豐富多彩，創(chuàng)造和積累了不少經(jīng)驗。諸如政治家辦報、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堅持正面宣傳為主、堅持為人民服務、堅持深入基層、堅持新聞的真實性，等等。如今在新媒體條件下，新聞傳播實踐需要大力改革和發(fā)展，新的實踐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思維方式、思想觀念、專業(yè)技能、管理能力、引導水平的轉變、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這些是中國特色新聞學實務所要著力探索、拓展和創(chuàng)新的方面。
立足于當代中國
中國特色新聞學是有時間與空間維度的，它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發(fā)展到一定階段開始形成的。新聞學盡管誕生于西方、最初引進于國際，但是經(jīng)過歷史的演進和共產(chǎn)黨新聞業(yè)的實踐，經(jīng)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它已經(jīng)有了獨特的、中國的宗旨、思想、手段、功能等等。
以新聞與“宣傳”的關系為例，在中國的新聞實踐中，中國已經(jīng)探索了一套協(xié)調和統(tǒng)一的手段與理念。“宣傳”是中國社會主義新聞事業(yè)的目的，而“尊重新聞傳播規(guī)律”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yè)獲得成功的路徑和方法。當代老一代新聞工作者在新聞職業(yè)的價值追求上，既有專業(yè)普遍性——真實、全面地搜集信息，及時準確地報道，更有作為共產(chǎn)黨新聞工作者的特性——準確及時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做黨和人民之間的橋梁。他們把個人和黨組織、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在一些關于新聞與國家、新聞與政權、輿論監(jiān)督等方面的思考深度上，從以黨的利益為核心轉到以國家利益為中心。新一代記者（1949年后、“文革”前參加新聞工作的，多集中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生人）則通過其新聞實踐更多體現(xiàn)了社會責任感，他們對新聞工作的價值追求更多體現(xiàn)在新聞對社會當下的影響上。
中國特色新聞學站在當代中國重要的歷史節(jié)點上，以新聞事業(yè)擔當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社會重任，服從黨的領導，服務國家、服務人民，它是當代的，是中國的。
注釋：
①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三聯(lián)書店出版社，1955年版，第260頁
②③寧樹藩：《松本君平與新聞學》，載余家宏等編注：《新聞文存》，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
④陳昌鳳：《中美新聞教育傳承與流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年版，第2章
⑤余家宏：《徐寶璜與〈新聞學〉》，載余家宏等編注：《新聞文存》，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版
⑥鄒平友：《新聞學鼻祖徐寶璜》，第36頁。書中提及1917年起徐寶璜在北大文科各系主講新聞學課程，不確。徐寶璜是1918年9月起在政治系開設“新聞學大意”一課的。
⑦胡太春：《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⑧梁啟超：《論報館有益于國事》，《中國新聞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⑨項飚：《普通人的“國家”理論》，《開放時代》，2010年第10期
⑩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華書局，1989年版
王潤澤：《在服從宣傳需要與尊重新聞規(guī)律之間——中國當代記者心態(tài)史研究》，《國際新聞界》，2017年第4期
柳斌杰：《發(fā)展中國特色新聞學重構理論實踐教育體系》，《光明日報》，201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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