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后濱：開元名相張說的得意人生與政治品格(2)

二、張說的政治品格及其所處時代的歷史特性

張說被認為是唐代平民出身宰相的代表。他的父親其實也有科第，而且一直擔(dān)任縣佐，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平民家庭。但是，在唐代前期的政治環(huán)境里，相對于門閥士族來說，沒有家族背景的州縣佐吏就屬于平民。那個時候，科舉制還剛剛出現(xiàn)，科舉對社會的影響還相當有限。盡管科舉制在原則上是不問門第，只取才學(xué)，但有條件參加科舉考試的最低階層，也就是州縣佐吏的子弟了。在張說的時代，他任州縣佐吏的父親，在掌握政治話語權(quán)的貴族階層看來，自然是一個平民。科舉制要觸及到整個社會的最底層，把全體國民都納入到科舉的軌道，那是要到明清時代的事情了，至少是宋代以后才有這個跡象。但唐代社會已經(jīng)啟動了這個變遷的過程，張說的經(jīng)歷正是這個重大社會變革的象征。

張說的人生經(jīng)歷頗具傳奇色彩，他出身不高，沒有門第，但天資聰穎，勤學(xué)苦讀，科舉及第后在政治上發(fā)展很快，在武則天到玄宗時期的政治風(fēng)浪中歷練成長，成為那個時代文壇的領(lǐng)袖和領(lǐng)導(dǎo)政治軍事轉(zhuǎn)型的首相。張說的傳奇經(jīng)歷，使得他成為中晚唐時期文人筆記中的話題人物。沈既濟在《枕中記》中描寫的那個做黃粱夢的少年盧生，就是以張說為原型的，所謂出將入相、回翔臺閣，包括“追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都無不與張說的經(jīng)歷相合。其他回顧開元時期逸事的筆記小說，張說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總體來說，張說的人生是得意的，他是那個時代的文武全才，在政治社會的轉(zhuǎn)型期，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發(fā)揮，安定邊疆，粉飾太平，改革制度，封禪泰山，為開元之治走向更高的層次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要為盛世表象下危機的形成承擔(dān)一定的責(zé)任。得意的人生并不能掩蓋他的局限，張說的政治品格歷來受到質(zhì)疑。張說的成長和曲折，他的成就與局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性，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唐朝由盛轉(zhuǎn)衰的歷史軌跡。

還在女皇時代的后期，張說被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以高官為誘餌，希望他出來作證，證明反對二張干政的大臣魏元忠謀反。張易之等得到了張說的答允，以為萬事齊諧。等到武則天召集相關(guān)人等到殿廷對質(zhì)時，張說成了關(guān)鍵的證人，他曾經(jīng)擔(dān)任魏元忠的判官。張易之的弟弟張昌宗最后打出了張說這張牌，稟奏：“鳳閣舍人(中書舍人)張說可為證。”武則天遂召張說上殿。張說即將進去的時候，一同擔(dān)任鳳閣舍人的宋璟怕他骨頭軟，勉勵道：“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茍免!若獲罪流竄，何其榮哉!如果事有不測，我宋璟自當扣閣力爭，與你同死。”殿中侍御史張廷珪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亦激之道：“無污青史，為子孫累!”在大家的威懾和鼓勵之下，張說堅定了不作偽證的決心。來到殿廷，武則天問他，張說久不回答。魏元忠非常害怕，指著他說：“張說欲與昌宗羅織罪名，陷害元忠!”張說一股熱血噴涌，訓(xùn)斥起來：“公既為宰相，不想竟與市井委巷之人一般見識。”張昌宗也在旁邊不斷催促，張說指著他說：“望陛下詳察，在天子面前，昌宗尚且這樣逼臣，在外又會怎樣?臣今對百僚，不敢不據(jù)實回奏。臣實未聽過元忠有謀反之言。臣是被昌宗逼迫而來，欲使誣陷忠良。”張易之、昌宗兄弟遽喝道：“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幾番激烈交鋒，張說最后表示，“臣豈不知今日若附昌宗之意，可立馬做宰相;若聲援元忠，立致滅族!但臣畏懼元忠冤魂，不敢誣奏!”武則天越聽越氣憤，厲聲對宰相說：“張說傾巧，翻覆小人，暫且一并收押，以后詳細勘問。”過了幾日，武則天又召問張說，他還是堅持此前的說法。女皇大怒，幾經(jīng)周旋，將張說流放到欽州(今廣西欽州東北)，而免了殺頭之禍。

這是張說一生中最為驚險的遭遇，也是最為大義凜然之舉。但是，他事先答應(yīng)張易之做偽證，也是人所共知，只是迫于同僚的壓力才最終倒戈。所以，他覺得這段經(jīng)歷并不光榮，不想讓后人記住。開元九年張說再次入相后，仍監(jiān)修國史。他因至史館看見《則天實錄》，讀至魏元忠案時，很不愿意宋璟等人對自己的激勸之言也被記載下來，他知道是著作郎兼修國史吳兢(《貞觀政要》的作者)所撰，便祈請吳兢稍改數(shù)字，吳兢始終不答應(yīng)，說：“若徇公之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于后!”張說亦無可奈何。

張說的政治品格中有一些矛盾的特點，一方面是能文能武，才望兼著，另一方面又顯得過于追逐權(quán)力，見風(fēng)使舵。他的名聲在生前身后都很大，顯示出其矛盾和復(fù)雜的個性。張說排擠姚崇而不成，就去找玄宗的弟弟岐王傾訴，希望找到后臺，結(jié)果被姚崇乘機告了一狀而被罷相。離開朝廷以后，為了討好剛剛?cè)胂嗟乃苇Z和蘇颋，不失時機地寫一些溜須拍馬的詩做敲門磚，因此蘇颋在皇帝面前極力推薦起用張說。至于張說還寫了許許多多的奉和應(yīng)制詩，更是那個時代文人的共同追求和榮耀，只不過張說更得皇帝的賞識更有機會奉和皇帝而已。有時候他很容易屈服于權(quán)力，但同時又在意自己的名節(jié)，顯得搖擺不定，幸虧他最后的選擇都算對了。為了仕途成功而不擇手段，互相算計，在當時及稍后時期，成了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或許這是社會轉(zhuǎn)型期文人政客的通病，是士大夫政治形態(tài)的一種不成熟的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