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煒：用“經驗”與“感覺”重返歷史

來源：人大新聞網

　　“程光煒是近十年來有建樹的當代文學史家之一。他以重返八十年代為中心的文學史研究，對八十年代作家、作品、思潮、制度、刊物、事件的重新解釋，深化了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他以文學史家的厚實與內斂的筆致，參與當下的文學批評，產生了一組被學界稱為‘史家批評’的精彩文章，為當代文學批評增添了新的內容。”

　　在第二屆“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家獎”頒獎典禮上，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程光煒教授獲此殊榮，這段頒獎詞對他數十年學術活動作出如此評價。

　　與文學為伴是寂寞的，程光煒卻認為這是“人生一大樂事”。如今回顧學術生涯，一切看似水到渠成。但每逢個人選擇的重要關口，實則有著面對各種可能和偶然時的當機立斷。而用“經驗”與“感覺”重返歷史，一直是程光煒文學研究的獨特品質。

　　從“知青”到“校園詩人”

　　1974年3月，18歲的程光煒來到位于大別山腹地的河南省新縣插隊，在農村一呆就是兩年多。

　　自小在城市里長大，程光煒笑言當時的自己就像個“知青少爺”。初涉農村生活自是充滿了各種不適應，而惡劣的住宿條件成了他最大的困擾。那時他被分到農場分場，和其他幾個小伙子一起擠到土地廟里，大個頭的山老鼠在房梁上盯著這幾個來自城市的陌生少年，床鋪上滿是虱子，咬得人難以入眠。逼得沒法，幾個人只好向老鄉(xiāng)討來農用殺蟲劑“六六粉”抹在身上，才能勉強躺下。

　　在大別山插隊的這兩年，盡管生活條件艱苦，程光煒依然不忘閱讀和創(chuàng)作。他愛看李瑛的《紅花滿山》，每天早上起來都要背誦一段，也愛看當時在知青中廣受歡迎的浩然的《艷陽天》和《郭小川詩選》等篇章。他還嘗試自己創(chuàng)作，最初寫的是四句一行的“十七年詩歌”，“寫朦朧詩是上大學以后了，那時候寫的還不是朦朧詩”。因為給縣廣播站寫通訊稿，他受到縣委宣傳部楊文謀先生的賞識，被抽調到縣政府辦公室當秘書。

　　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來臨，數百萬人走進考場。程光煒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文革”后第一批大學生。1978年3月，他進入河南大學中文系就讀。

　　當時班里最大的學生有三十出頭，最小的才十四、五歲。“雖然大家的年齡相差不少，可學習氣氛卻很熱烈。當時我們學習不是為了謀取學位，也不是為了畢業(yè)找工作，完全是內心的沖動，想讓自己豐富起來，因為歷史欠我們太多了。對于77級學生來講，我們就是從這樣的出發(fā)點進入了新時期文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開始創(chuàng)作“朦朧詩”，逐步成長為一個打上時代烙印的年輕詩人。

　　程光煒曾經在甘肅文學雜志《飛天》的“大學生詩苑”欄目上發(fā)表了很多文章，是該雜志的早期作者，也在《人民文學》雜志上發(fā)表過作品。那時的他“只想把自己滿腹的感情和思考傾吐給時代”。

　　“上個世紀80年代的很多人、尤其是中文系的學生都把文學創(chuàng)作當成一生的志業(yè)，我那時候也是那么想的。總覺得寫詩比做學問層次高、有才氣，做死學問算什么啊。”程光煒笑言，“那時候我年輕無知，也很狂妄。”此時，一心要做一名詩人的程光煒，沒有想過走學術研究這條路。

　　從詩人到詩歌批評家

　　1983年，程光煒成為一名大學教師。在校園中感受到濃厚學術氛圍的他，漸漸由詩歌創(chuàng)作轉向詩歌批評，并與于堅、周倫佑、王家新、歐陽江河、西川等“第三代詩人”交往深厚。直到如今，程光煒還保存著當時與他們之間的幾十封通信。

　　“當然，因為多年的詩歌寫作，我也養(yǎng)成了詩化的、跳躍性的文學思維，這對做學問肯定是大礙。”但曾經的詩歌創(chuàng)作經歷也是無可替代的財富，“受過詩歌訓練的人，再來談詩歌會更加游刃有余，可以談得很到位。詩歌對人的訓練是最難的，如果一開始搞評論，再談詩歌，那不一定能行。”從詩人到詩歌批評家，程光煒開始了一個全新的時期，他努力讓自己適應這樣的角色轉換。

　　如今，80年代的詩歌熱潮已過，詩歌創(chuàng)作似乎也已遠離了文學的主流。然而在程光煒看來，當代詩歌仍然很“熱”，還有不少人堅持著詩歌創(chuàng)作，而且當代文學家都非常尊重詩人。“像莫言這幾十年都不斷在寫詩，閻連科也在寫。作家格非有一個觀點，認為80年代先鋒小說有兩個源頭，一個是汪曾祺，一個是朦朧詩。”不過他也遺憾，詩歌的整體品質還是有所下降，“這幾年我感覺詩歌寫作整體偏技術化了，出自內心的東西越來越少。詩歌在朦朧詩時期到90年代的高潮過去后開始走下坡路。”

　　今日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更為小眾，多了很多日常的、瑣碎的表達。對此，程光煒坦言，“我年輕的時候，當然也很喜歡青春的詩歌;而現在，沉郁的詩歌似乎更能夠打動我。”

　　重返“八十年代”

　　1999年，程光煒編選了《九十年代文學書系·歲月的遺照》。這本90年代詩歌選集在詩歌界引起關于“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的大討論，也招致一些非議。在這場論爭中，程光煒受到一些著名詩人的抨擊，其中幾位甚至是他的朋友，這給他帶來了不小打擊。原先對詩歌懷有的某種浪漫天真的想法，也發(fā)生了根本改變。“當然，今天我回過頭看，這些都能原諒。那時都是年輕人，大家年輕氣盛，可以理解，當時的20多封信我現在都還留著。”此后，程光煒放棄了詩歌批評，轉向文學史與當代小說研究。

　　2000年，程光煒與北京大學洪子誠教授一起開展“十七年文學”研究，很快他發(fā)現自己并不適合：“洪老師上大學時正好是1957年開始的反右時期，‘十七年文學’整體的呈現、怒放及落幕，洪老師是有體驗的，在這段文學史中具有當事人的身份，而我沒有。”在意識到這一點后，自認為“不那么死板”的他很快退出，回到與個人經歷更契合的八十年代文學研究。

　　“我是77級大學生，1978年3月進校，經歷的是新時期文學，所以我想作為當事人回到這個點。”從2005年開始，程光煒帶著博士生開始“重返八十年代”研究，做當代文學史的清理工作。在他看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當代文學的一個制高點，同時也是聯系“十七年文學”和九十年代文學的樞紐。“我們重返八十年代文學，實際上做的是整理性工作，是對過去的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反思。我們不會簡單地認同某個結論，而是把它作為起點，思考那一代批評家或作家為什么會這樣想問題，背后支撐的東西是什么，我們想回到歷史的復雜性里面去。”

　　通過多年帶領學生從事八十年代文學研究的經驗，程光煒逐漸不寫作偏于感性和率性而為的評論性文章，而是傾向于把作家納入到文學史的視野里。 “大學的課堂，實際上是文學史的課堂。”在程光煒看來，“大學老師就是文學陳列館的講解員，在現代文學史的廟堂里，會有幾個‘大菩薩’——魯迅、茅盾、郭沫若等，當然，這些‘菩薩’也會變，后來又出現了沈從文、張愛玲等。”程光煒意識到，文學史的觀念在不斷變化，但對文學現場的清理，終究要以綿密細致的材料實證為基礎。這也使他逐漸養(yǎng)成被人稱為“史家批評”的筆致。

　　如今，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在國內學術界已處于前沿位置。而程光煒關于重建當代文學史的構想遠不局限于八十年代。他強調自己的研究尋求建立上個世紀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這三個十年的歷史關聯性，也就是建立當代文學“后三十年”的整體性。在這樣一種完整的架構下，才能夠理出一條清晰的當代文學史發(fā)展脈絡。

　　“大小文學史的夢想”

　　“按照中國人民大學二級教授65歲退休的規(guī)定, 我還可以在這個崗位上繼續(xù)工作七、八年，這是我的一大幸事。”過了知天命的年紀，對于一個人文學科學者來說，正步入研究的壯年時期，談到未來的學術規(guī)劃，程光煒難掩興奮之情，“我打算寫一個‘小文學史’和一個‘大文學史’。”

　　按照他的設想，“小文學史”計劃寫三本書，分為三個時間節(jié)點：1979，改革開放，“人”的歸來，大批知識分子回到社會舞臺上;1985，文學轉型，革命文學回到“正常”文學;1993，文學面向市場，面對書商，開始調整。

　　為了這新的學術構想，程光煒每周盡可能抽出兩個整天泡在圖書館看材料：“我想要把這三十年的雜志都看一遍。這樣雖然枯燥，卻意義非凡。”他說這是受到英國作家湯普森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的興起》的啟發(fā)，“他用的材料非常豐富。我做文學史也還是會盡量‘讓材料出來說話’，通過以點帶面的形式，用三個時間點將‘后三十年’串起來，把每個時間點上的文學最興奮的東西找出來。”

　　在“小文學史”之后，他還有一個更大的構想：“如果還能‘茍延殘喘’的話，我會再寫一個幾卷本的文學史，也就是我說的‘大文學史’，也有可能是小說史，不過這有太大的難度，可能是一個夢想。”說到這兒，他笑了。

　　“做學術，孤獨和興奮是相伴隨的。作為一個教師，在社會中可能權力很小，但是在課堂上權力最大。作為學者也是，他們活在圖書館和資料室里，可能沒有商人的利益來得那樣直接。但一個社會，總是需要有人去做歷史的編撰，把一段歷史以獨有的方式編寫下來，像歷史的年譜一樣留下來，我做這些事的意義也就在這兒。想到這一點，我就不覺得自己孤獨。”程光煒說，和文學在一起他不寂寞。